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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過勞”頻發提示健康權益需要體制保障

過去的一年,我們不斷經歷着關於“過勞”的靈魂拷問,從“996”到“打工人”,從“職場摸魚”到互聯網企業的“大小周”。就在近日,“某廠23歲員工加班後猝死”“某平台43歲外賣員送餐時猝死”兩則消息在社交媒體上引發熱議。為什麼過度加班在工作中屢禁不止?為什麼我們活得越來越累?這成為公共討論的最新熱點話題。

對於“過勞”的討論,無法脱離現實的經濟背景而進行。過去10年間,互聯網潛能被迅速發掘,紅利井噴的同時,貧富不均的老問題日益顯著。一方面,疫情的衝擊疊加產業結構轉型的陣痛,在GDP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,表現為勞動者為了獲得同樣的經濟回報,不約而同作出了增加勞動時間的選擇。另一方面,承受着住房、教育、醫療等壓力的“城一代”年輕人羣,他們不得不懷揣夢想艱難前行。

從更為宏觀的背景來看,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,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。大量勞動力的投入,也使得在一些行業確實長期存在超時間工作的現象。將加班等同於敬業、將超時勞動視為艱苦奮鬥的傳統思想,也在客觀上造成“過勞”問題雖然普遍存在,卻少有人提出異議。我國的勞動法明確規定,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長不超過8小時。但部分情況下,這些法律條文缺乏有效的約束力。即使有企業違法,大多也僅被處以少量罰款,與加班帶來的價值相比,不值一提。

當然,“過勞”問題的存在還與過度競爭下勞動者的焦慮意識有關。可以説,“過勞”印刻着一代人成長的無奈。它因競爭而生,裹挾着拼搏和艱辛,即便是名校畢業的高才生,也不得不深受就業與成長焦慮的困擾,為了實現KPI(業績量化)而超時工作。“你不幹,有的是人幹”,一些高薪企業的驕傲姿態並不鮮見。而對那些奔波於大城市的底層打工者來説,由於工作的可替代性強,擔心丟失工作而不得已接受加班,也就顯得無可厚非了。

在如此“骨感”的現實下,人們害怕被取代、被落下,以至於不敢也不能退出。而那些即使敢於對過度加班説“不”的勞動者,也會發現,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足以兜底“託”住自己。長此以往,加班文化由氛圍變成了制度,由個別變成了普遍,同行壓力和自我焦慮也就框住了裏面的每個人。加班文化就這樣成為“過勞”的幫兇。

“過勞”需要被看見、被正視,並得到更積極的應對。當我們談到“過勞”時,諷刺之處在於,有人會搬出“‘過勞’説明你還‘有的勞’”的論調,慶幸還沒被人工智能取代。在“保就業”和“好就業”的天平上,勞動者是焦慮的,既害怕被同類取代,又害怕被機器取代。於是,更多的問題出現了。工作本身的意義和目的到底是什麼?工作與生活、社會生產與再生產,在未來是否還有邊界可言?勞動的尊嚴如何實現?除了“過勞”,我們還有別的可替代的勞動形態嗎?這裏每一個問題都值得我們深思。

一次次刺痛人心的“過勞死”事件,提醒我們要更加重視並建立圍繞個體生命健康發展的體制保障。要提升勞動者的獲得感和幸福感,也應讓他們保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踏實感;不僅要讓他們勞有所得、勞有所獲,也應讓勞動變得有尊嚴、有温度。在“過勞”的熱烈討論背後,可以清晰地讀到一種探索的方向:如何能讓更多的人通過健康的奮鬥也可以獲得安穩向上的生活。(孫萍)

[責任編輯:何娟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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